著：格哈德·P.格罗斯译：孙希琨
（上图）赫尔穆特·冯·毛奇伯爵元帅在凡尔赛
长期作为总参谋长，先后供职于普鲁士和德国的老赫尔穆特·冯·毛奇，无疑是战役思想发展的发起人之一。
毛奇理解中的战略，是一套要求军队领导人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视情况变化做出反应的权宜系统。因此，从逻辑上看，泛用的教条以及它们衍生出的规则在战役思想中毫无用武之地。与此对应，从早年的军事训练和结合了战争史研究以及个人生活阅历而积累的经验中获取知识的指挥官，必须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有能力发展出“如同艺术家般自由结合其精神和个性，具有实践应用意义的特质”。对毛奇而言，战役指令逻辑上是一门只能逐步学习的艺术。此外，精神灵活性、快速适应力，以及性格坚韧度是毛奇眼中成为战役指挥家的基本先决条件。尽管毛奇显然是用战役相关的术语进行思考的，但他并没有建立起战役思想的理论模型。实践家毛奇将战略—战役视为一种在恒变条件下“知识于现实中的应用”。
和他的前任一样，老毛奇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人数上的问题。首先，即便是在改革之后，普军在人数上也没有超过任何一个对手。另一方面，人员的逐步增加给移动和控制这些士兵带来了相应的挑战。在第一种情况下，毛奇可以将政治上的希望寄托在俾斯麦的个人能力上。至于如何移动物资以及部署、调遣和指挥一支大军以达成胜利，就只能靠身为总参谋长的他自己了。随着人口增长和战争的逐步工业化，老毛奇不再是欧洲唯一一个面对这个问题的高级军事领导人。但是，与其他欧洲军事领导人不同，他是最优先考虑并用最引人注目的方式实施这些战术上、战略上以及战役上的发展成果的人。
（上图）普鲁士陆军最高参谋部，—年，前排正中双臂环抱者为赫尔穆特·冯·毛奇伯爵元帅
这位普鲁士总参谋长相信，一支部队永远不会因为太强大而无法取得胜利。因此，每个指挥官的任务，便是在一场战役中确保将人数优势最大化。然而在战场上远距离地部署一支超过百万的军队，不仅会造成运输上的问题，还会导致更广泛意义上的后勤问题。老毛奇在《大兵团指挥官条例》（VerordningenfürdiehherenTruppenführer）中总结得好：“严格地说，非常大规模的兵力集结是一场灾难。在一个位置供应其伙食十分困难，为其安排住宿更是天方夜谭。它无法行军，更别说战役。”
因此，老毛奇寻求可以在战场上保持数量优势，并能够在确保供应的同时，控制大规模军事力量的方法和手段。他坚信只有备齐这些因素，才能迎来最终的胜利。老毛奇对这个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从那时起就被嵌入了德国军官的词汇“分进合击”中。这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老毛奇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做出调整，并应用在了克尼格雷茨战役和色当战役中。他将部队分为几个大的野战军，尽可能沿着不同的进军路线前往战场，然后将他们聚拢到一起，进行决战。如老毛奇在他的文章《论行军深度》（berMarschtiefen）中所言，对部队的切分，也带来了决定性的时间优势。他发现了总参谋部对资源、空间和时间线的计算的重要性，因为独立行进的部队能够获得更高的行军速率。
指挥个人化：直接指挥
将军队分成若干个野战军，直接由总司令指挥，从远程在空间和时间上安排战役，成了一种新的指挥与控制形式。虽然19世纪的通信科技不可能让一位将军实现在遥远距离外对场上军队的行动分别做出指挥，老毛奇还是决定给予主要部队的指挥官在达成目标过程中的深度自主权。在此，他也使用了任务型指挥与控制系统，这是自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以来常见的操作。老毛奇在新环境下运用了这套系统35，通过从最高级指令开始的任务导向型指挥，他达成了指挥与控制的个人化。这种系统，也被称为“任务式指挥”，在后来被整合到未来数十年德军所有等级的指挥中。
通过提升个人责任感的方式，让等级制指挥链和指挥等级扁平化，老毛奇这么做，必然推动了战役思想的发展，因为此后的指挥与控制不仅通过命令，也通过对同一个战斗理念的理解来执行。在不干扰他们具体规划的情况下，总参谋长将目的指向的任务分派给部队指挥官和其他指挥官，他们需要在整体规划的框架内将其完成。老毛奇在年下达的入侵波西米亚的指令，以及给部队高级指挥官以行动自由，都是这种指挥与控制体系的主要案例：“从他们面对敌人的角度来看，军队指挥官必须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结合局势的需要，来使用交给他们的部队，并始终将其他部队的情况纳入考虑。通过持续不断的相互理解而产生的互相支持，将变得非常有必要。
这一程序让指挥官在行动的时候能够对不可预见的事件做出迅速、灵活的反应。克劳塞维茨称这类事件为“摩擦”。但是，这要求上级只下达能被执行的指示，并避免对任何细节事必躬亲。这种系统有明显的优点，但也存在着诸如下级领导人不能在上级领导理想中的框架内行动，或是下级犯错误等风险。为了显而易见的更大好处，老毛奇愿意承担这种风险。这类领导手段的基础，包括上级对下级的信任、军官团队教育和训练的标准化—尤其是总参谋部军官，以及部队成员独立自主地评估局势的能力和执行相应决策的能力。
（上图）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
普鲁士总参谋部制度确保了这一领导原则的成功。该系统的四大支柱包括一般军事学院的教导、位于柏林的总参谋部对总参谋部军官的统一训练、总参谋部考察旅行（Generalstabsreisen，GeneralStaffrides）及兵棋推演（Kriegsspielen，wargames）。
由于所受的训练和教育，在同一组织层面上的总参谋部军官能够做到彼此理解。从那时候起，德国武装部队命令发布的系统就包含着一段对上级指挥官意图（Absicht）的详细描述。直到今天，这也是联邦国防军命令流程的关键因素。这种由老毛奇作出进一步发展的指挥与控制流程，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历史批判原则制定的，它允许每个个体在一定限制下行动。这种缓缓发展的民间社会的个人化也渗透到军队里，令腓特烈二世时期传统的大规模步兵演练失去了所有意义。
老毛奇要求他的部队指挥官们表现出主动性。面对战争的复杂性，哪怕存在犯错的风险，他还是认为主动性的行动比盲目地执行或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等待更为重要。因此，他明确要求高级指挥官在整体框架内开展自主行动。“一名军官必须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做出行动的情况，多不胜数。在指令无法送达时枯等，这种行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直接指挥与控制的优点显著提高了分散单位的协调性，从而减少了由于支援没能落实而被防守在内线的对手击败的风险。
将一支大型军事力量分成两支独立行动的部队，他们基于铁路而发展出的快速机动性和后勤支持，以及通过指令对分离的主要单位施加指挥与控制的能力，是老毛奇思想中与19世纪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两大支柱—它们使得攻势战役成为可能，并与外线的多面攻击一起，构成了老毛奇战役思想的框架。
本文节选自《德国战争的神话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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