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4日，广东行政学院张求会教授在长沙图书馆举办的《陈寅恪家史》新书分享会上，做了主题为“义宁陈氏与光绪湖南新旧党争”的讲座，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讲座实录。
今天既然同时是一场新书分享会，我就先说说这本新书。年广东教育出版社的书名叫《陈寅恪的家族史》，年东方出版社的新版书名改成了《陈寅恪家史》。这次的新版不只是换了一个书名，内容方面也有很大改动，原版27万字，新版52万字，几乎重写了一遍。这次重写，让我对旧话题做了一次新探索，也发现了很多新知识。
《陈寅恪家史》的前世今生
《陈寅恪家史》出版之后，书评人萧轶先生对这本书比较早地作出评价，我特别赞赏他对这个家族所作的角色定位——从“客家迁徙户”最终发展成为“文化托命人”。萧轶还特别肯定了这本书的脚注，认为“重新恢复了脚注的尊严”。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他读懂了我大量增补脚注的用心。《陈寅恪家史》是《陈寅恪的家族史》的重写本。我在重写的过程中，保留了原书的基本框架，我把更新的新史料、新结论、新感悟写进正文里，把那些和正文有关联、又不便写进正文的内容放在脚注里，结果使得脚注的篇幅和正文几乎一样长。这样的处理，居然获得了不少读者的认可，有的读者说看脚注比看正文还过瘾。说实话，我觉得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
我今天重点要讲三个人。三人当中，陈寅恪先生是年在湖南长沙出生的，按虚岁算，年戊戌变法失败时他的年龄是九岁。尽管后来章士钊评价说，陈寅恪少年时代就有“骯髒”之气
（“骯髒”是“肮脏”的繁体字，在这里是另外一个含义，读音也不一样，念kǎngzǎng，千万不能念āngzāng）
，其实不过是说陈寅恪少年老成，小小年纪就有高亢刚直的精神面貌。不排除章士钊后来给他说好听的话，讲客套话。应该说，陈寅恪当年毕竟是一个九岁的孩子，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应该对他的成长有影响，但影响不会那么大。所以，我今天演讲的主角是陈寅恪的祖父和父亲。
义宁陈氏祖孙三代都是湖南戊戌变法的亲历者，我把这种关系概括为下面这段话：
如果说陈宝箴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首创者和领导者，那么陈三立堪称这一运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如果说陈寅恪是湖南维新运动的总结者和反思者，那么陈三立堪称这一运动从实践到回顾的连接者和引导者。祖孙三代之间早已不再是仅仅依靠着血脉之缘代代相传的简单关系，延续生命和家族的同时，更是文化传递和命运接力的痛苦历程。
这段话，我称为“一点浅见”，未必精准，而且有文学语言的色彩，但还是把我想讲的意思表达出来了。
我再把陈寅恪的一段文字拿过来，为我上面那段话做一个佐证：
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这是陈寅恪在读了吴其昌的《梁启超传》之后写下的文字。康有为、梁启超和戊戌变法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后面还会讲到。在这里，陈寅恪特意把他祖父和父亲的主张与康梁的主张做了一次切割，同时和湖南先贤郭嵩焘做了一次连接。
接下来是我对俞大纲的一个评价。俞大纲是陈寅恪的表弟，他的姑姑俞明诗是陈三立的第二位夫人，他的哥哥俞大维同时又是陈三立的女婿，他和义宁陈氏的关系非同寻常。《寥音阁诗话》原本是诗话，但很有历史评论的色彩，含义也特别丰富。俞大纲特别强调陈宝箴“未尝与康梁辈通声气”，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在湖南倡导新政，“但主设施”，开创各项新事业，“以植国本”“以培民本”。相比之下，“其于改制变法，虽未尝不措意及之，然深悉积重之势，非朝夕所可更张”。而康梁等人，“则以危言激行，邀信时主”，“欲以数纸诏书，一夕顿致中国于富强”，的确是太激进了，“虽其心迹可原，而事必败覆”，因此，绝非陈氏父子“所心许也”。俞大纲这段话，我是从李开军教授编撰的《陈三立年谱长编》里第一次看到的，之前没有发现。感谢李教授这样的研究者，让我不断丰富这方面的认识。
关于光绪湖南新旧党争，今天我只讲三个要点：“谁在争”；“争什么”；“怎么争”。
第一个要点可以称为新旧党争的阵营问题。最简便的方法是贴标签，这一边是维新派，另一边是守旧派，看起来很好，因为一分为二、清清楚楚。但历史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除了维新派和守旧派，还有不少人不好归入哪个阵营。中间的这一派真不好命名，也不敢命名，你总不能称为“半新半旧派”“真新假旧派”“真旧假新派”吧？所以，我姑且称他们是“××派”。
我们先看维新派。这个阵营相对而言人员构成比较清晰，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争议。康有为（-）、梁启超（-）是维新派最大的领袖。湖南维新时，康有为没有到湖南，梁启超在长沙也就是短短几个月，但师徒二人在湖南的影响特别深，追随他们的青年学子也特别多。请注意，我在这里特别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这些历史人物的年龄。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的年龄是40周岁，光绪二十三年（）虚岁也是40岁，我就取戊戌年的周岁来说事。这一年，梁启超25岁，英气勃发，广东帅哥一枚。谭嗣同那年33岁，唐才常31岁，都非常年轻。
熊希龄（-）那年28岁，比谭嗣同、唐才常还要年轻。时务学堂的学生张伯良（-）更加年轻，只有26岁。张伯良是湖南新旧党争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可惜长期被忽视，迄今为止关于张伯良生平研究最到位的还是张宽信老师。从张老师的这篇文章我们知道，熊希龄和张伯良前前后后合作过好几次，关系非常密切。当年在时务学堂，两个人虽为师徒，但年纪只相差两岁，其实情同手足。
再来看看守旧派。湖广总督张之洞（-）当年61岁，可以说管着湖南巡抚。大幕僚梁鼎芬（-）39岁，深得张之洞信任。张之洞的外号是“大鼎芬”，梁鼎芬的外号是“小之洞”，可见两个人多么志同道合。这两位，可以说一直在观望、遥控着湖南的维新举动，在他们认为局面控制不了的时候，就会站出来予以直接干涉、施加压力，逼迫陈宝箴等人作出策略调整甚至转向。
王先谦（-），岳麓书院山长，56岁，照片上显得很严肃，深思忧虑，不苟言笑。叶德辉（-），外号“叶麻子”，那个时候还蛮年轻的，才34岁，学问很好，长得就不怎么讨人喜欢了。年，在北平养老的陈三立，向张伯桢（张篁溪）索要他写的《南海康先生传》，看完之后写信告诉张伯桢：王先谦不是守旧党，曾经帮助陈宝箴推行新政，张伯桢写的康有为传中有“湘绅王先谦等守旧党大攻新党新政”这类话语，陈三立建议张伯桢删掉。我第一次在《陈三立年谱长编》里看到这段文字，感触很多。谁都想不到，陈三立在王先谦去世（年）十多年后会主动帮他说公道话。一方面看得出陈三立在事过境迁之后确实放下了以往的争执；另一方面也间接反映了当年湖南维新运动的复杂性、多样性。我们一直视为守旧的反对派（甚至被称作“反动派”），其实也有要求改革的一面，也有通过维新改变国家命运的理念和举措，这一点，和维新派看不出什么本质区别。
苏舆
还有一个人叫宾凤阳（生卒不详），是岳麓书院的斋长，大概类似于现在的学生会干部吧。和前面那个张伯良一样，也一直找不到他的照片，甚至连生卒年都不清楚。苏舆（-）24岁，是王先谦的学生。上两次在长沙做讲座时，还没有找到他的照片，这次多亏了吴仰湘教授，吴教授让他的学生周明昭博士帮我在谷歌上找到了苏舆的这幅照片，应该没有错。说句开玩笑的话，苏舆长着一副倒霉的样子，难怪背了一辈子锅。
维新派，我在这里找了六个人，守旧派，我也找了六个人，旗鼓相当。接下来要讲的“××派”，数量上明显比前面两派多得多，这也可以间接说明贴标签的做法未必管用。
首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67岁，在湖南获得了实现人生理想的最后机会。再就是他的公子陈三立（-），45岁。
黄遵宪（-），广东人，盐法道、署理按察使，50岁。徐仁铸（-），直隶宛平人，祖籍是江苏宜兴，湖南学政，35岁。他们俩都是陈宝箴在湖南推行维新事业的得力助手。
欧阳中鹄（-），49岁，是深受陈宝箴、陈三立信任的幕僚，也是谭嗣同、唐才常的老师。邹代钧（-），著名学者，44岁，也深受陈氏父子的信赖。陈巡抚的幕僚有很多，这两位大概是湖南本地的代表性人物。
皮锡瑞
皮锡瑞（-）是经学大师，当年48岁，他的日记曾经在《湖南历史资料》上选登过，一直是研究湖南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后来被吴仰湘教授全部整理出来了，功德无量。
下面这三位人物，也很重要。
第一位廖树蘅（-），58岁，做过陈宝箴家的塾师，后来被委派去常宁水口山办矿，取得了骄人的业绩。第二位蒋德钧（-），46岁，也是一位对湖南维新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后面还会提到这个人。第三位梁焕奎（-），30岁，是一位杰出的矿业先驱。我之所以提到这三位人物，是因为学术界过去对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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